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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yanglizi 笔名:舒杨 地区: 河南-洛阳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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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凡尘世,留一点痕迹,一点凡尘欢迎你!
博客搬新家了
(作者置顶)
写在前面的话(序)
(作者置顶)
这是申请在2005年12月30号的博客,原本打算在2005年的最后一天完成序的工作,可天不随人愿,最终还是到2006年的第一天才写罢!也好把去年的最后一个愿望放在新一年的第一天实现,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从今天开始至少可以憧憬幸福!
我也算得上是一个电脑爱好者,也较早的知道了博客,但却没有去亲身博客一把。这倒符合我的性格——不激进也不守旧,颇有一些“中庸”的味道,这恰巧在于我成为一种极大的讽刺。我原本是多么坚决的表明我对传统的不屑,如今看来那是把无知当个性的年少轻狂,现在似乎有一些明白那“故纸堆”里的宁静与淡泊才是一种大的境界,人回过头去看看昨天的脚印,或许能明白明天会是在哪里!
写下“一点凡尘”的名字,有这样一个想法:在茫茫天地之间,一粒尘土渺小无比,可一粒尘土本身却又是一个广袤的宇宙,不过无论大小我们都只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一粒尘土而已,只求有一点痕迹能成为记忆!
给自己一个幸福的理由
雨夜,一个人孤独,焦急的站在公交车站,等待最后一班回家的车。时间如这细雨般一点一滴流逝。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满载希望的末班车始终没有出现。如水的梦在跌落地面的瞬间――碎了。
打车回家了。可空荡荡的大街上偶尔也驶过的车却未在意街边一颗急切的心。我恍若在世外等待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终于,一辆车在我不停晃动的手臂下停了下来。收起雨伞,迎车而去,如水的梦在地面重新聚合。突然,一道白光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惊魂未定,那道白光已然稳稳地坐在车内了。是一位女士,用速度把我挡在了回家的路上。司机回头冲我无辜一笑,我冲司机无奈一笑。一滴雨落在脸上,冰冰的,如水的梦似被刀狠狠地割裂开来。
在淡淡的失落中,重新等待。目光流转,定格在了街道两旁整整齐齐的路灯上。华灯初上,流光溢彩,不是黑夜,却是黄昏,夕阳一抹余晖抚过,平静中露出些许恬淡,风雨中现出一丝沉稳,灯光映在湿漉漉的地面上,幻化出一幅奇异,迷离的图景,娇艳多姿。那远处若隐若现的灯光,恰似薄薄雨幕遮掩下的城市飞上脸颊的红晕,带着几分羞涩躲进沉沉夜色。这才明白,孤独的等待也会是一次美丽的守候,奔波中的驻足当有另一种风采。
每日,行色匆忙的穿梭于城市的每个角落,从未驻足街边,环顾四周,在拒绝城市喧嚣与浮华的同时,也拒绝了宁静与美丽。要么永远是在出发与归来的路上;要么用门窗与墙壁割断对外的呼吸;要么在网络里虚拟另一种梦想;要么在记忆里怀念自然的亲切。不停地抱怨,不停地诅咒,我们累了,人累了,心累了,木然了。
曾经认为,在现代文明碎裂的世界里活着,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此时才发现,我们失去的不是世界,而是心中的天堂。我们往往在现代文明的幌子下,习惯于盲目追随,为的是不致于落后于“潮流”;习惯于日复一日,千篇一律,为的是不致于“昌险尝试”而受伤;习惯于忘记与背叛,为的是看上去足够“开明”。当我们习惯于习惯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丢了。迷失了热爱的心,欣赏的眼睛,也无法再去发现美丽,只能在一片混沌中存在却无所适从,追忆却无可奈何,空虚却不知所终。于是悲观,于是绝望,于是麻木,于是死去。
可这一切并非我们所想,并非我们所愿,我们渴望幸福和快乐,渴望真实与自我,渴望中我们发现幸福,幸福的理由其实简单:
对未来,满怀希望!
对现在,懂得珍惜!
对过去,心存感激!
“我们一直在坚持”———著名摇滚歌星崔健一席谈
几行诗草一壶酒 数卷丹青两鬓霜
李绍周:几行诗草一壶酒 数卷丹青两鬓霜
初见李绍周先生是在洛阳市博物馆,他的画展上。李先生正与人在一幅名为《圣山》的画前交谈,说的是画的创作,我未去打扰他们的谈话,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言谈之中的李先生平和、谦虚,一如其画,不突兀、不怪诞,平淡之中,流露出“淡雅、简洁、清新”之美。
虽为洛阳人,李绍周却与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生于甘肃武威,六岁时返回洛阳,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读完了小学、中学,下乡当知青做了两年农民。离开武威14年后,他再次回到西北,成为了一名军人,开始了他和西北无法剪断的情感。今天,我不知道是哪一座山,哪一块石头,哪一阵塞外的风唤起了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冥冥中,属于那片土地的厚重与深沉、苍茫与悲凉感动了他,成为了他的精神家园,无法摆脱的宿命。
在日后的创作中,西北是他无法割舍的“圣地”,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成为他笔下的“主人”,无尽的《寒路》、虔诚的《圣山》、禅意的《门槛》……画面上的不仅是藏族人真实、执着的生存状态,更是作者心灵深处对美的理解,对情的抒发,在平凡、普通的细节里,展露的恰是最寻常的生活,却也激起了最真诚的情感。
他说,他所追求的是诗意,是禅意,是佛心。在轻松优美的形式背后,寄寓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和生命的感悟,这里显现的是诗人的眼睛,禅者的心性还有艺术的灵魂。他《品茗》诗中的“苦味即真味,凡心是佛心”大概就是最好的注解。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李绍周从一名普通的架线兵到一位优秀的画家,其间的甘苦只有自己清楚。自幼喜欢绘画的他在动荡的岁月里,没有接受系统专业学习的机会,全凭自学。在西北当兵时,经常在别人午休时跑到营房后的山坡上独自画画,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士兵绿色的身影没在瑟瑟的秋草里,头顶是温暖的太阳,那支“自在”游走的画笔充满了怎样的快乐?
成长是一种过程,过程中有追求的乐趣,也有艰辛和痛苦。28岁那一年,他被借调到北京工作,单位离家不远,他却坚持住在单位,住在通往六楼画室被隔起来的一段楼梯间里,时常有水从楼上漫下来,他把床支高了些,任“水在床下流,心在画中游”,一住就是三年。
也是那一年,女儿在洛阳出生了,初为人父的他没有陪在妻女身边,而是在思考自己要不要继续在这条“艺术的路”上走下去,陷入深深的痛苦中难以自拔。付出一定有回报吗?
女儿出生的第二年,29岁的李绍周如愿进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从未走进过大学校门的他,在那里焕发了无法抑制的激情,白天跟着老师画画,晚上和同学互为模特继续画画,家越回越少了,画越画越好了。
终于,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七年之后,他艺术生涯的“女儿”诞生了,和女儿一样生在了自己的家乡。1994年,牡丹花盛开的时节,他的个人工笔画作品首展在洛阳市博物馆开展。时隔12年之后,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李绍周带着倾注心血的画作再次在家乡展出,他说借此来表达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时间苍老地是容颜,成熟地是心灵,对于心性淡泊、一心绘画的他而言,家在哪?或许,不久前他从新疆采风归来时写下的《胡杨说》,便是最好的回答:
生死千年在荒沙,点翠错金自风华。
非为万类炫傲骨,大漠从来是我家。
谁该沉默
有一段时间没有维护自己的博客了,似乎都把它遗忘在了属于校园的记忆里。尽管以前对博客的维护并不勤快,但自从上班以来,更是越发的不勤快了。原本以为,上班后会有更多的时间待在电脑前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写出来。相反,到是更多的把内心感受埋在了内心的深处,直到遗忘。我能记得我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想了很多,但内容都已忘记,能保留下来的总体印象就是无奈和迷茫,究竟是怎样无奈和迷茫的,连自己也不太清楚了。
这也许是最可怕的,一个人无法明确对自己的判断,处在自己无法把握的状态中,会是什么?我始终弄不懂,究竟是自己无法适应这里的环境,还是这里的环境不适合我的存在。答案是什么?这几天奔波于调查一个12岁的爱滋病儿的病因,让我感到了许多无奈,如此清晰的让我感到我是多么的理想化,幻想振臂一挥,于是群雄呼应,事实上,这只能是理想的产物。
莫名的空虚和无助,我不知道我在和谁“作战”,我不知道我的对手是谁?摆在我面前的是我无法看清楚的空气,挥动的拳头落不在对手的身上,甚至连在风中舞动的声响都没有。我象是在给自己虚拟了一个对手“作战”,我正是我的对手吗?
那个12岁的孩子能明白这一切吗?他能懂得他所处的境遇吗?他知道他生命的终点在哪吗?他在想什么?我能为他找到答案吗?他能等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吗?真相是什么?谁在说谎?谁值得相信?我在做什么?
13岁的记忆里有歌声
13岁的记忆里有歌声
——访红军老战士王朝吉
王朝吉简介:1922年农历6月23日生,四川万源人。1932年参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42年加入共产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后应组织安排去黑龙江垦荒,离休前任黑龙江853农场场长,现定居洛阳,享受副地级待遇。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84岁的老红军战士王朝吉唱起这首歌时,时间被拉回到了74年前……,浸染着“红色”的苦难和快乐在一个孩子10岁的那一年开始了。
1932年初,尚不足10岁的王朝吉在家乡四川万源参加了红军,原因只是为了活下去。父亲和伯父因为参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惨遭杀害,但噩运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哥哥参加了红军,反动派要杀害他们一家,母亲连夜将他送去参军。这一别便再也没有母子相聚,不久,母亲被活活打死,嫂子和年幼的侄子、侄女被活埋。
一晃3年过去了,王朝吉老人已经是一个有3年军龄的“老兵”了。1935年夏天,刚刚年满13岁的他随红四方面军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岁月——长征。当时,作为首长勤务兵的他,又瘦又小背不住长长的马枪,有人想出办法,将枪管锯短,走不动时就拽着马尾巴往前走。
属于他的13岁,是在生与死之间度过的。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翻越雪山,在这些生命的禁区付出了比日常作战还要惨重的代价。老人在屋里模仿当年过草地的样子:侧身、踩着木桩、身体后仰、单脚迈出步子……稍有不甚,便会陷入深深的沼泽之中。提到战斗,老人说完“我们部队没打过败仗”便停住了讲述,轻轻擦去了眼角的泪痕。老人的老伴说,有一次战斗,他们全连打的只剩下了3个人,而他一直都不愿提起自己打仗的经历。对他而言,那段“辉煌”的历史是多少战友的生命换来的,又是多少苦难的记忆。
属于他的13岁,还有饥饿。三过草地,能吃的都吃了,野菜、草根、树皮、皮带、裹在脚上当鞋用的牦牛皮都吃,甚至在马粪里找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残渣。即便如此,依旧不能保证充足的食物,经常好几天没有吃的。老人笑着说,自己现在个子不高,就是当年没营养落下的。正因为如此,老人最不能忍受浪费粮食,为此他会在家里掀翻桌子大发脾气。
属于他的13岁,也有快乐的歌声。老人爱唱歌,老人的女儿说父亲年轻时还教自己唱革命歌曲。那时,老人喜欢文化教员给他们上课,带着他们唱歌,这也是他们在枪林弹雨中难得的“休闲生活”。说着说着,老人唱了起来,露出一脸笑容,尽管歌声不再嘹亮,但充满力量,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他的童年故事里,不仅仅再是战争、饥饿和死亡,歌声成为了他最甜美、最快乐的记忆。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在历经苦难庆贺胜利的时候,王朝吉的最后一位亲人离他而去——他的哥哥在当年甘肃天水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14岁,他“真正”成为了家里的主人,只有一个人的家的主人。
长征结束后,老人南征北战,打鬼子、过长江、南下琼岛,参加志愿军,开荒黑龙江。后来到老伴的娘家洛阳定居,而洛阳留给他的“纪念”则是当年解放洛阳时,腹部受伤后安在体内的一截假肠子。
如今,老人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伤疤时常作痛,但他的精神却很好,眼神里依旧是不屈和坚定。离开老人租住在健康西路的家时,淡淡的夜色里华灯初上,我想在我拾起一份记忆的同时,也在拾起一段永不该磨灭的历史。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从周末广场音乐会看大众文化普及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从周末广场音乐会看大众文化普及
大众文化的普及往往是剃头担子一边热,天平两端的老百姓和组织者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一场公益演出的广场音乐会,一万余名的热情观众,一群文艺团体的义务出演,让担子的两头一起热了起来,原因何在?笔者所见,不外乎以下三点:
老百姓开心是关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检验给老百姓办没办成好事的标准,就是看老百姓开不开心、满不满意。选取几个画面看看老百姓开不开心:一些老人带着小板凳早早候场,小孩子骑在父亲脖子上看演出,有人拿出手机拍照,不时发出的热烈掌声最能说明问题——老百姓开心!这样的现象正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老百姓不愿看,也不是文艺节目不好看,而是在二者之间缺少一种有效的形式联结起来。把属于大众的文艺锁入深闺,营造出所谓的高雅氛围,远不如让它走进民众的视野,焕发属于它真正的生命。广场音乐会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体现出公益性、参与性、群众性的大众文艺活动自然会赢得大众的拥护,一方面满足了百姓对大众文艺的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了大众文艺的深入普及。群众的表现是对演出节目的最好肯定:演出中热情鼓掌,退场时井然有序,自觉爱护广场公共设施。群众广泛参与营造的市场,还会赢得商家的青睐,不用政府埋单,不要百姓掏钱,以节目养节目的市场化运做模式亦会实现。
演员尽心是基础。当然,前面所说的一切,都离不开高质量、高水平的节目,缺少这个前提,形式再好,也不过是有形无神罢了!义务演出并不意味着演出节目就是“义务级”水平。此次参与演出的文艺团队都充分体现出了专业的高水准,96251部队文工团奉献了曾在央视表演的舞蹈《壮士》,市消防文工团、市杂技团的特技《消防精英》,引来观众的一致好评。市消防文工团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们现在还有许多外出演出任务,但不管多忙,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参加义演。96251部队文工团的一名歌唱演员说,这样的演出不同于部队,他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演出机会,只要参加了就一定要好好演。演员们的演出是义务的,享受到的是中午的一份盒饭,演出结束各回各处,这与一些地方斥资高额出场费,邀请所谓的明星大腕相比,哪个更实惠?哪个更受百姓欢迎?答案不言而喻。
主办方精心是保障。由于时间等各种因素,七家参演的文艺团体,未经一次彩排,但现场的表现却堪称完美,节目衔接紧凑有序,这些离不开主办方的精心准备。而在具体工作中却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么轻松,举办如此大型的活动,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演出前的考察中,主办方认为广场中心的舞台太低,担心后面的群众看不见前面的演出发生拥挤,于是临时决定搭建舞台,在极短的时间内准备器材搭建舞台。而为了确保杂技演出的安全,宁愿推迟演出时间也要对演出器材进行检验测试。与这些相符的是主办方工作人员的辛苦,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演出当天上午六点多就到场准备,直到下午七点多全部结束才得以休息,而这还并不算此前筹划所耗费的精力。不过,引主办单位之一的市社科联主席李新社的话说,只要是办好事,有困难也好克服。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为我们普及大众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尝试,活动本身体现出的是群众、演员、组织者之间的以我心换你心,是彼此的信任和尊重。事实告诉我们源自于生活的艺术,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生活,为艺术而艺术是文艺工作者对自我的约束和要求,为生活而艺术是文艺工作者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让艺术真正回归到生活中去,才会为它赢得更广阔的天地。像这样政府满意,老百姓中意,演职人员乐意,商家愿意的“四赢”,不正为我们所乐见吗?
背景介绍:
周末广场音乐会首演获成功
7家文艺团体义务演出,吸引了共1万余名市民争相观看,是什么活动有这般魅力?9日下午,在青年宫广场举行的“周末广场音乐会”首场演出便具有这般魅力。
96251部队文工团演出了曾在中央电视台表演的舞蹈《壮士》等歌舞节目,市消防文工团、市杂技团的特技《消防精英》及其他文艺团体带来的拉丁操、歌曲、杂技等精彩节目不时激起观众的热烈掌声。一位观看演出的市民说,他们就喜欢这样的好节目,只是平时没机会。市第九中学军管乐团的于老师表示,他们也非常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既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又锻炼了学生,活动非常有意义。
演出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市民的文明素质。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市民表现热情礼貌,和舞台演员形成良好互动,退场时,自觉避开公共绿地,井然有序。该广场管理所的负责人称,像这样既满足老百姓要求,又利于广场管理的活动,他们十分乐意配合支持,把市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
据统计,在当天的音乐会上,有1万余名市民前来观看演出。演出结束后,还有许多市民询问音乐会何时再举行。主办方表示,他们接下来还会在邀请专业文艺团体的同时,吸收具有民间特色和市民自发表演的节目,固定在每周六下午公益演出,把“周末广场音乐会”打造成洛阳的文化品牌。
一夜两场球
怀念并且憧憬
看了同学录上的留言和舍友的博客,心情一下就沉了下来。唤起了记忆,也同时感叹于分别,告别校园后的失落。工作的有工作中的不如意,没工作的心情也似乎更是寂寞,总之都不像在学校时那样简单地享受快乐,由一种角色向另一种角色转变时,都会有阵痛,这是我比较乐观的态度。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最难的是适应,尤其是“人”。
一个多月了,我的精神状态的变化恰恰如此:来之前的激动,初到时的好奇,工作中的激情、困惑、迷茫,到如今的平淡。一切都顺理成章,环境对所有人都是一样,不同的是我们面对时不同的态度。曾经在博客中写过,谁都不会是一直快乐或者一直不快乐,快乐时有些“意外的事”的准备,居安思危;不快乐时有点积极的态度,保持希望。
不过,生活是可以逐渐淡忘的。这段时间忙一些,很少上同学录,也很少想以前的事。直到今天看到这些才又回到了过去校园时的情绪,有些愧疚,感觉自己像叛徒一样背叛了曾经的喜怒哀乐,真怕有一天我们会把很多东西都一一丢弃。人不该老是沉浸在过去,但也不能和过去就此“划清界线”。
但愿怀念并且憧憬!
男人五十“月季花”——访著名笑星潘长江
题记:7月28日,参加电影《今年夏天我们在一起》剧组的新闻发布会,随后对潘长江进行采访,稿发于8月1日《洛阳日报》8版(文体版)
男人五十“月季花”
——访著名笑星潘长江
近日,电影《今年夏天我们在一起》在栾川重渡沟风景区开始拍摄。在拍摄现场,人们见到了该片主演、著名笑星潘长江,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荧屏上“活蹦乱跳”的更加生活化的他。
在与记者攀谈时,潘长江安静、随和,就如同邻居家的大叔——
像常青树,像月季花
曾经说过“30岁的男人是狗尾巴花”,还出过一张专辑《男人40一枝花》的潘长江,如今年近五十,将“知天命”的他又希望自己是什么呢?他说,希望自己像一棵常青树,艺术的常青树,能够拿出更多好的作品,尽力回报观众。他还希望自己像月季花一样,不怕风吹,不怕雨打,不怕雷击,一次又一次地绽放,不断焕发艺术青春。
被“友情绑架”
对于参加这部电影的拍摄,潘长江称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剧本非常好,感动了自己;二是这部电影是父亲潘林生第一次“触电”,自己肯定要来给父亲捧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友情绑架”。他说:“我和导演冯海涛是非常好的朋友,出于朋友的邀请,所以接拍了这部电影。”在冯海涛的处女作《杨德财征婚》中,潘长江曾出演男一号,这次合作是他们的再度携手。
近期,在央视综艺频道《新视听》栏目中,我们看到潘长江和蔡明等人一起出演电视音乐剧。记者问他是不是在涉猎评剧、二人转、小品、电视电影、唱歌多种艺术形式之后的一次艺术转型,他表示,这还是由于被“友情绑架”,是受朋友之邀,而不是转型。他还“骄傲”地说,像这种又唱又跳又演的节目,除了他还有谁更适合呢?
上阵父子兵
《今年夏天我们在一起》是潘长江和父亲潘林生一同参演的第一部电影,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看点。潘林生生于1933年,是辽北地区著名的评剧演员,他希望通过拍电影锻炼锻炼自己。当记者让潘长江评价一下父亲首次“触电”的表现时,他“狡猾”地说,听导演说,他演得还不错。
潘长江曾经说父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次和父亲一起表演会不会有压力呢?他幽默地说,自己现在好歹也是个“小明星”,肯定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怕父亲,但父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平时有表演的不好的地方,父亲还是会批评的。
推广二人转是自己的心愿
潘长江的艺术生涯的辉煌可以说是从二人转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潘长江和赵本山搭档合演二人转,使两人在东北迅速走红。如今,赵本山正大力推广发展二人转,对此,潘长江表示,自己虽然没有这样去做,没有再回到二人转的表演上,但他会努力地帮助、推广二人转,在自己的作品中会蕴含和应用二人转,帮助和推广二人转一直是自己的一个美好心愿。
来河南就能成功
潘长江曾在河南拍过电影《举起手来》。他说,自己跟河南很有缘分,来河南就能成功。他说:“我非常感谢这里热情的观众,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厚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我也会用好的作品来向大家表示谢意!”
父亲的信
美国,塞黑0:6阿根廷
6月16日,从德国世界杯听到美国队搬出了五星级酒店,住近了美军在德国的军事基地的消息,原因是为了安全。初听只当一新鲜,细一想,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政府一向我行我素,打着“反恐”的旗号什么都干,不讲原则也不讲规矩,仗着财大气粗胡作非为。这下倒好,“享受”着其他31支球队没有的“特权”,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恐怕美国队球员心里急着比赛赶紧结束回老家,离开本土这危险咋就这么多?
还有,当天塞黑0:6大负阿根廷。单就比赛本身而言,阿根廷人展开了一场优雅的屠杀,不见血不见火,惨败的塞黑人不仅输掉了比赛,也丢掉了血性。尽管我不是塞黑的球迷,但从比赛一开始我的情感始终站在塞黑一边,因为就在前一天,塞黑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今天球场上的战友,明天可能就会成为敌人,我不知道塞黑球员内心的感受,但从他们丧失斗志的那一刻起我看到他们的落寞,他们的落寞背后会是什么?平静、漠然还是酸楚?
这两则消息都与政治有关,原本简单的足球被附着了太多的东西,于是复杂,于是快乐不在单纯。
中国文坛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中国文坛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文/张怀旧
1、 作协是黑暗的。
那些已经加入作协的女作家们经常要受到主席的猥亵与凌辱,那些即将加入作协的女作家们经常以肉体作为加入这个组织的有效筹码。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或女写手都屈服于那样的淫威,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扉声文坛的机会,诸如免费出国、免费旅游、免费考察等高级待遇也与她们无缘。
前几年,雅兰的作品《南京呆b》就揭露了此类丑恶。南京有位作协主席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女会员,他竟然还在女会员面前脱光衣服下河裸泳,都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还那么顽皮。
2、 性欲是永恒的。
郭沫若经常因为战乱把自己的老婆给“走丢了”,所以他每到一处就要重新举行婚礼,就连周恩来对他这种做法也表示过不满。郁达夫一生风流成性,死前穷困潦倒,但仍不忘找那些站在街头的便宜妓女,死后无人料理后事,竟是他生前熟识的几位妓女凑钱给他安葬的。对于中国文人,追求金钱、追求名誉的同时,“性”才是他们前进的动力,要钱干嘛?要名何用?在学术问题研究地一知半解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他们想到的只有一个问题——女人问题。如果有谁反对我这么说,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给你一千万美元,让你成为世界顶级名垂千史的文学大师,再送你三个诺贝尔文学奖,然后阉了你,请问你同意吗?
所以我说了,文人就是动物,而且一点也不高级。
3、 文盲是普遍的。
有位作家问我:你知道辛弃疾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文盲。我终于做了一次文盲。也许这位作家的眼里,全世界的人都是文盲,或者只有那些比他学问低的人、比他读书少的人就是文盲,而那些比他成就高的人、比他认识的人多的人就不是文盲。大家说,这能算个合格的作家吗?作家能随便说别人是文盲吗?我就不知道辛弃疾,我就不知道曹学芹,我就不知道司马迁,因为我谁都不认识,谁都没读过,难道我就没有资格自由写作了吗?
有不少人对我说:你一定啃过鲁迅全集!也有人说:你一定读过王小波。我觉得好笑,我对鲁迅的理解仅仅通过中学课本上的那几篇课文,对王小波的理解也只局限于别人逼迫我去买的一本薄薄的《王小波文存》,说实话,没看到底。难道作为一名写手或作家或有思想的人就一定要认识足够多的人,读足够多的书?事实上,在文坛混得好的真正读书多的没几个,都是装的。我就不理解,辛弃疾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认识她又如何?你读过她又怎样?那就代表你的博大精深了?
还有位老作家告诉我:不读书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个优点,但你不要说出来,这在文坛叫“藏拙”。对于前半句我是赞同的,对于后半句我不敢苟同。我不赞成文学领域里的“藏拙”,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坦诚的,就好象明明自己不会性交还要嘲笑别人的早泻,显然,“藏拙”行为是中国文坛的祸害,它只能让文坛的文盲越来越多。
4、 冒充精英 指手画脚。
余秋雨先生经常以“文化大屎”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坛,陈逸飞一死,他就跑到上海说:“我作为逸飞的好友……”动辄“文化寻根”、动辄“文学批判”,好象只有他老余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拓荒者,别人都文盲。我也提醒老余,别老寻根,你的根就在你猥琐的裆部,伸手就能擢到;别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的,批判到最后可能只有死人才是你的朋友了。
事实上,中国文坛患有严重“秋雨病”的人很多,没事总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总是把自己当精英,姿态放得很高很高,别人喊他一声“作家”,他马上就开始题词,别人叫他一声“学者”,他马上就开始演讲。
5、 经济萧条 外型陈旧
有很多作家你很难通过他陈旧的外型联想到他新颖的文字。有些女作家穿的衣服竟然是三、五年前的款式,虽然不难看,但总是落后于她们性感的文字;有些男作家穿的衣服竟然是十年前的风格,虽然没有补丁,但却没了朝气。造成如此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不修边幅,二是因为经济萧条。而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后者。在中国,文人比妓女要穷困得多,所以我并没有过多的鄙视那些玩命写书卖字的人。毕竟象个别作家一夜成名立马暴富的机会少之又少,他们就如同文坛***的大奖获得者,吃屎吃到了一颗炒焦的蚕豆。
有位记者对我说:在北京,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没车,有钱的人一般都没什么文化。她以为我很穷,不好意思让我请她吃饭,我后来告诉她我还没有成为文人或作家,所以我还不算贫穷。我不知道文人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还是应该拖着社会的后腿,每天将自己关在家里不见阳光将自己搞得蓬头垢面,穷困潦倒、外型陈旧的文人,悲哀透顶。
6、 写书作序 制造垃圾
中国已经有五十年的时间无书可读了。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惨痛局面,原因如下:一、因为当局对文字的激力封杀导致了真正的“精神文学”消失了;二、“封杀”之后,那些“有病文学”便疯狂地蔓延开来了;三、因为会写字的越来越少,所以出书的门槛就越降越低,书的销量与影响不再靠它的质量,而是看作者穿的多少以及出版社的炒作力度,于是很多人从作文大赛走了出来,动不动散文,动不动诗歌,动不动小说,写的不好就号称“叛逆”,卖不出去就鼓吹“80”。甚至某些捣鼓房产的、在演艺圈卖身的人也开始打起了图书的主意,用他们肮脏的黑手染指文学。垃圾涌现,我的血液不再沸腾,我的眼泪不再下流,只有精液不断射出。
7、 女作家的命运
我早说过:宁可娶个弱智的女人做老婆也不要娶个女作家做老婆。关于这一点,绝大多数男作家跟我看法雷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必须将“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严格区分开来,爱好文学的女人可娶,而爱好文字的女人绝对不可娶。
以写字作为终身职业并稍有建树的女性,她们之中能有几个拥有正常地生活态度?又有几个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不是夫离子散就是寂寞一生,还有同性恋、偷情、自杀、吸毒。文学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毒物,女人一但染上了就失去了任何的防御能力,精神分裂之后将不会好好地去生活,总要干些不同寻常的事,以满足自己变态的性格。
对于染上文学毒瘾的女人来说,家庭是次要的,爱情是可笑的,身体是菲薄的,生活是苍白的,人生是短暂的。
8、 金钱与虚荣的联姻
最容易用金钱摆平的也就两种人:一是妓女,二是文人。
存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越来越少,他们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仅存的一点良知也会在金钱和利益的面前不堪一击。倘若将妓女作为一种职业来看,她还是具有一定的行业规则与职业尊严的;而若将文人作为一种职业来看,他没有任何尊严与既定规则,他是善变的,是多谋的。
有很多作家总是热衷于采访、报道、防谈、演讲等媒体活动,搞得自己跟演员似得,并且害怕别人不知道这些破事,报纸出来了,他用数码相机拍成照片发到自己的博客,凤凰卫视上了就把视频压缩了放到网上,虚荣得可以啊。有个神经病平时一直在网上诋毁房产商,煽动民众不要买房,结果却跟人民的公敌潘石屹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做起了朋友,这种资产阶级的走狗行为比叛徒还要可耻。
9、 真正地悲哀
中国文坛的悲哀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文人,不在于文学而在于文字。
为了拯救中国文坛,所有的文人都应该觉醒,无论是腐朽的文字官僚还是新新的文字人类,真理对你们并不重要,你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不要再以文坛为床,每天想尽招式来嫖宿文学这个可怜的娼妓。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就这样分别
写下这些话语
用作回忆
在怀念中幸福
在幸福中怀念
明天 明天
我们还会相遇
在擦肩而过的街头 回首
看见你的影子依然藏在我心里
——5/11/2006